我第一次拿起香煙時是七年級，當時不是由於同儕壓力，我也不知道煙草商積極針對LGBTQ+社區。當時我正掙扎於嚴重的抑鬱症、自殺念頭和接受自己的性取向之中，那時我甚至不知道跨性別者是什麼，但我雖然外表是女兒身，心中卻想和其他女性約會。

我成長於90年代的拉丁裔、篤信宗教及低收入的社區，若公開聲明自己是同性戀，基本上就是被判處死刑。此外，我因為知道自己必須隱藏真實自我，因此做出自殘行為，讓我在情感及身體上都飽受折磨傷害。

有一天，我和朋友們逃學並到當地販賣酒類的商店購買零食，我就是在那時發現原來可以購買單支香煙。我不需要刷卡，也沒人問我為什麼沒待在學校，我只需要給收銀員25美分硬幣，就可以買到一支香煙。我從那裡嘗試到不同品牌的香煙，我喜歡薄荷醇和100’s的香煙，但這並不是巧合，薄荷醇能掩蓋煙草的刺激苦味，使煙霧感覺更順暢，更容易吸入。而這種味道也掩蓋了真相，就是薄荷醇香煙其實對你而言更是糟糕，而且更難戒除。我對薄荷醇香煙的體驗並不獨特，其中—部分要歸功於煙草商的大力營銷。加州有近半數的女同性戀、男同性戀和雙性戀的成年吸煙者在吸薄荷醇香煙，卻只有 28%的異性戀吸煙者在吸薄荷醇香煙。

到了我上高中時，必須每天抽一包煙來緩解焦慮及抑鬱。在大學裡，我很難認識新朋友及結交朋友，我最常用的交朋友方式，就是出入大學的吸煙區，並在那裡不然就是遞煙給別人抽，或是讓別人給我香煙抽。正是因為在這個地方，我了解到自己並非是唯一具有強烈焦慮、抑鬱和創傷感的人，而能與出於同樣原因吸煙的其他人建立聯結。煙草公司就是利用LGBTQ社區所體驗到的這些孤立感，將吸煙推廣為一種聯繫和緩解壓力的方式。煙草商更通過贊助社區和同志驕傲活動來假意擁護支持我們社區。但是，向我們推廣致命產品的絕不是盟友。

多年來，我的習慣逐漸發展為每天抽兩包煙。當我開始理解跨性別的意義，並且知道我的伴侶不同意我的轉變，我也注意到自己的吸煙量越來越大。我的焦慮、抑鬱和自殺傾向變得越來越嚴重，對自己的感覺越來越糟；我感受到社會的排斥、伴侶的排斥，父母還與我斷絕關係，我必須手中拿著一支煙，否則就無法呼吸。

一直到2011年我遇到現在的伴侶，才終於戒掉這個習慣。這不是一條容易的路，但我花了很多時間尋找心理健康服務來解決我的焦慮、抑鬱、自殺意識和性別表達/性取向。當時有許多醫療提供者反對 LGBTQ，導致我的吸煙率上升。當我在接受精神治療時，我一直被誤認性別、不允許進行飲食限制，並曾因真實的自我而受盡折磨虐待，這也讓戒煙變得更加困難。直到我終於找到一位專門研究童年創傷的LGBTQ 肯定治療師，我才終於擺脫香煙，並最終能成功戒煙。

除非有為了協助治療我的社區而準備的資源及稱職的LGBTQ醫療提供者，否則我們將繼續看到吸煙率上升而非下降。我們需要互相照顧、互相保護，這也包括防止煙草公司對 LGBTQ社區的掠奪性營銷。

撰寫：加州LGBTQ健康和人類服務網絡項目協調員丹尼·切塞尼亞(Dannie Ceseña)

丹尼·切塞尼亞(Dannie Ceseña)是加州 LGBTQ健康和人類服務網絡的項目協調員。他對LGBT的醫療保健充滿熱情，是世界跨性別健康專業協會(WPATH)成員及同性戀醫學協會(GLMA)成員。丹尼在橙縣 LGBT中心創建LGBT衛生部門的同時，也加強了性別轉換健康和保健計劃。他曾培訓主要醫院和社區診所了解LGBT的醫療保健差異、對於修復系統提出建議、在加州多所大學及醫學院客座演講，並與志願者法律團隊一起提供無償法律服務。他目前在加州LGBTQ健康和人類服務網絡工作，在全加州發揮他的宣傳和項目建設技能。